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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,把阴阳五行引入了历史哲学的领域

作者:八字顾问网 所属分类:阴阳 浏览:2070

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,把阴阳五行引入了历史哲学的领域,形成一种循环论、目的论和天人感应的历史理论,在当时有很大影响。它的出现是适应了从战国纷争走向秦、汉统一的时代要求,但也由此把阴阳五行推向神秘主义的歧途。

然而,五行说并没有因神秘主义方面的泛滥而裹足不前。成书于战国末、西汉初的《黄帝内经》集中地体现了五行说在科学认识方面的新发展。除了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(相克)之外,《内经》还增加了五行相乘和五行相侮的循环序列。相乘跟相克的序列是一致的,但含义不同:相克是正常的制约关系,是使系统平衡运转的前提条件。而相乘,即亢盛欺弱,则使制约失度,发生“太过”,是异常的制约关系,是使系统运转失衡的原因。比如,火太过,便会对金发生超过正常限度的克制,使金完全销溶,从而使系统的运转出毛病。如果这个系统是人的生理系统,那么人就会生病。相侮跟相克的序列正好相反。相侮的含义是:当一行过于旺盛时,它会倒过来影响原来胜己的那一行。例如,火太过,它会反过来克制水(这里的克制含有反作用、反制约的意思这样的辩证关系在当吋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被认识。所以“太过,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。显然,相乘和相侮是异常情况,是对相克和相生状态的补充。于是,把相生、相克、相乘、相侮四种循环序列放在一起,便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复杂的网络系统。

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,五行网络序的建立,使人们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各种主要关系,既能从内部去认识事物的联系方式和结构关系,又可以从综合内、外各部分的复杂关系,去发现事物的总体特征,发现一个系统的维持条件和运转机制。“这就使五行说最终上升为朴素的普通系统论。”

可见,五行从原始的分类观念开始,经过认识事物的差异关系,到认识事物的对立和矛盾关系,逐渐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具有复杂网络序的逻辑关系系统,这充分表现了我们先人在思辨上的高度智慧。战国是五行说成熟的时期,也是古代文化的大融合时期。事实上,五行说的成熟跟它在这个时期与阴阳说相互影响、相互融合是分不开的。

那么,五行说又是怎么跟阴阳说结合起来的呢?

在春秋时代,当人们开始把五材的考察纳入与天相对立的地的范畴时,就孕育了阴阳加入的潜在可能性。《左传》记载着这样的议论:
物生有两,有三,有五,有陪贰。故天有三辰,地有五行,体有左右,各有妃耦。《国语》中也有:
夫祀,国之大节也。及前哲令德之人,所以为明质也;及天之三辰,民所

以瞻仰也;及地之五行,所以生殖也;及九州名山川泽,所以出财用也。自然是属于地、属于有形体的东西。那么属于天和无形体的东西就必须另求说明了。因此,用三辰来配五行,是对五材说的一种最简单的补充。

当时,还有以六气配五行的,证之《左传》:
夫礼,天之经也,地之义也,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经,而民实则之。则天之明,因地之性,生其六气,用其五行。
天有六气,降生五味,发为五色,征为五声,淫生六疾。六气曰:阴阳风雨晦明也,分为四时,序为五节。

这里跟气联系上了。由天之六气(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)降生和散发,导致了地上五个元素的不同属性。并且,六气的流转,形成了四时五节。而早期的阴阳又正是这六气中为首的二气。

到战国初年,当气和阴阳在哲学的殿堂里逐渐获得抽象的意蕴后,它们重新回到四时五节的序列中,跟当时的五行说发生了融合。这时,阴阳已俨然是宇宙万物生成和消长的原动力了。《管子》是早期谈阴阳五行融合并粗具系统的著作。在《管子》里,阴阳是宇宙的本源和规律:

阴阳者,天地之大理也。四时者,阴阳之大经也。
作为本源,阴阳仍然是气。在气的基础上,由阴阳互相作用,派生出四时、五行、日月星辰来:

东方曰星,其时曰春,其气曰风,风生木与骨。
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五年。南方曰日,其时曰夏,其气曰阳,阳生火与气。
中央曰土,德实辅四时入出,以风雨节土益力,土生皮肌跌。
西方曰辰,其时曰秋,其气曰阴,阴生金与甲。
北方曰月,其时曰冬,其气曰寒,寒生水与血。

如果说在《管子》中,已经透露了东方的五行文化跟南方的阴阳文化的最初的融合,那么,到了战国后期,阴阳五行理论已经融合发展成一种哲学流派,盛行于当时的燕齐,成了与儒、墨、道、法、名并驾齐驱的六大学派之一。这就是汉人所称的阴阳五行家,或阴阳家,或五行家。司马迁在《史记.太史公自序》中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,可见当时它的影响之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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